随着立法、执法、司法、纠纷解决、法律服务、普法教育等活动，从线下的物理空间转移到线上的网络空间开展，法律行为者之间沟通交流实现零距离、泛在化、即时化。

这些规定，虽然不像法律规则那么具体，但作为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它不但是贯穿宪法始终的精神内容，而且对宪法秩序下所有公主体和私主体的行为都有指导价值。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和地方（州）两套法院系统，其中联邦法院即使在其最基层的法官，也会在司法中适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特别是对联邦政府所下达的涉及一个国家全方位事务的命令，它们都拥有司法审查权，从而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裁判。

（二）政策的学术诠解 尽管政策在法律中的地位不能与原则和规则相提并论，但在中国语境中，政策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在法律规范缺位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甚至替代法律（规范）缺位导致的不便。但从其规范性要求讲，对这些名目多元，表述各异的表现形式，应通过立法确定其基本内涵，以及各自所对应的司法政策的层级、范围、功能、类型等。藉此不难得知司法机关自己制定司法政策的原因与正当性、合理性根据。如前所述，我国虽然是一个非常注重通过政策施政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在司法中不但关注一般政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而且是一个传统上有着运用政策进行侦查、裁判的国度。

[3]［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73页及中文版序言，第18页。[11]参见沈承刚：《政策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9页。根据罗伊判决，潜在生命随着胎儿具有存活性而出现。

在罗伊判例形成的1973年，堕胎安全性是正常分娩的17倍，是阑尾切除手术的100倍，因此，政府以保孕妇安全为理由而管制堕胎是难以言之成理的。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修正了它的教义，谴责堕胎是扼杀生命，而天主教对堕胎的态度，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对堕胎的道德评价。如今，她正在寻找孩子的下落，在她怀孕期间，有两名律师正在寻找一个挑战德州法律的验证案例，他们选中了 McCorvey女士。（备注：1981年，Stewart大法官退休，里根总统提名OConnor出任最高法院第一位女大法官。

因此，问题不在于教育背景相同的法官如何对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产生分歧，而在于他们如何运用基本相同的合法性渊源建立不同的审判理由。如果法院不能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不断回应公众意志，宪法无法经受挑战而不被击溃。

一方面，妇女固然有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另一方面，堕胎涉及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生命，在全部妊娠期，妇女的选择权和保护生命的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国家应当根据多数意见，而不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去制定规制堕胎的法令，为此，必须全面推翻罗伊案确立的规则。[8]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492 U．S．，109 S．Ct．3040（1989）． [9]united states：A Decision Without Basis，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依据的判决，NYT，April 23，1 989，E6． [10]Transcript of Oral Arguments Before court on Abortion case，堕胎案法庭口头辩论纪实，NYT（纽约时报），April 271989，B13． [11]同前注。在凯瑟案不同意见，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许还是禁止堕胎，应当象其他重要问题一样，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公众互相说服，然后进行表决，换言之，是否限制堕胎，是全面限制、还是从特定时间开始限制，采取何种方式限制，应当由各州政府通过反映当地多数意见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进行立法。宾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堕胎，必须向医生提交书面声明，表明已经将堕胎决定通知丈夫，或者签署另一份显示下列事实之一的书面声明：a．丈夫不是导致她怀孕的男人。

[32]Bork对罗伊判例的基础一一格里斯沃德案，进行了批评。不对公众压力屈服的说法本身一个悖论，当法院顶住反对罗伊判决的公众压力时，它正是屈服于支持罗伊判例的公众压力。但是，不当负担标准本身并没有成为多数法官接受的规则——主张推翻三阶段标准的是7名法官（持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和持异议的4名法官），反对凯瑟判决不当负担标准的是6名法官（持异议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见的2名法官），支持不当负担标准的只有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54] 同前注，页1354—1356。

[16]Marbury v．Madison，1 Cranch 137（1803）． [17]同前注。普通法认为，生命始于胎动。

（5）需要无异议地遵循既定政治决策的问题。五、观察性意见 1．罗伊判例多数意见声称：尽管宪法字里行间没有隐私权，法官可以通过解释宪法而发现该隐含权利。

多数意见和附合意见的大法官：H．A．Blackmun，W．J．Brennan，T．Marshall，L F．Powell，P．Stewait，J．P．stevens。[18]1938年，斯通大法官给U．S．V．Carlence Products Co．集判决添加了一个以后被反复引用的脚注4，清楚地揭示了司法审查补充民主制度之不足而保护少数利益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废除自己不赞成的国家政策，可以推卸自己的职务责任。遵循前例固然是我们法制的基石，但是，在宪法领域，前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司以进行变更的机构法律系统的认知期望对外部环境展开的探知活动,并非对纯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受到法律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化约条件的限制,最后总是要转换为对规范性期望的维持。作为处理失望机制的规范性期望,如果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个别人之间或小团体内部的互动过程中,那就会遭遇持有不同规范性期望的他人或团体的否定,因而无法扩展为整个社会的期望结构。

法律系统在演化出稳定规范性期望的功能和合法/非法代码两项成就以后,尤其在系统结构上出现了代码和纲要的分化后,就具备了规范封闭和认知开放的所有条件,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和系统分化也就成为现实。这两种期望结构本身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但又如何能够统一到规范期望之中以完成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呢? 为了维持规范期望的自我指涉,离不开法律系统指向外部环境的认知期望。

法律系统的环境对法律运作所产生的刺激,都被合法/非法这个代码无差异地转换为法律系统所能识别和处理的信息。在西方思想史上,系统论经历过四个代际的演化: 1.封闭系统的思想。

系统论法学既是社会诸系统的一般理论在法律这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上的应用性研究,也是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并且还隐含着卢曼与哈特、德沃金以及哈贝马斯等人在关于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巅峰对话,对于我们重新界定法律的基本要素也有颠覆性的启示。正如冯·福斯特在对青蛙的神经系统进行研究时所发现的那样,对于青蛙的视神经而言,所有的环境刺激都必然转换为神经系统能够识别的电脉冲信号。

规范性期望是指面对失望的不学习状态,而认知性期望则是面对失望的学习状态。系统论法学特别强调,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法律运作。也就是说,法律系统基于规范的同一性,还需要另一个差异(Differenz)的增补才能实现——这个差异就是规范性期望/认知性期望。本文提供了一张时间上循序渐进但是在概念和逻辑上循环往复的网状路线图,以富有竞争力的方式更新了法律是什么这个法理学根本问题的答案,同时,也例示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创立的社会系统论的强大解释力。

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沟通中,存在着大量多元异质的规范。自创生理论最重要的发现在于:系统不仅在规则上是自我生产和自我指涉的,而且在要素上也是自我生产和自我指涉的。

对此,科学系统是以认知性期望结构来处理失望,而法律系统则以规范性期望结构来处理失望。老师对第二个学生的观点给出评价:你是对的。

对于人的意识发展而言,社会本身是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每个当下的运作连接到过去和将来的运作。

系统论法学在法律系统封闭运作的大前提下,深刻描绘了规范性期望和认知性期望的悖论性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对法律运作模式的认知水平,应该说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信息并非来自于系统外部,外部环境只能提供刺激,这些刺激需要经过系统内部的识别机制过滤,才能转化为可以改变系统运作状态的信息。法律系统运用合法/非法这个代码对自身的运作加以衔接,通过合法/非法代码的两边实现了差异中的统一。另外,代码在处理信息上具有无差异性。

认知性期望意味着从所遭致的失望事件中学习,而规范性期望意味着拒绝学习,顽强地坚持期望的态度。这时,系统的运作虽然同时包含了自我指涉和外部指涉这两个取向,但是都是在系统内的运作。

所以,法律系统只能基于规范性期望来组织自己的封闭运作。正如卢曼总结的那样:‘结构主义从来没有表明过结构是如何产生事件(events)的。

社会并非由人构成,也不是由行动构成,人是社会沟通的环境。每个沟通则由信息、告知和理解三个成分构成。